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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14 21:12:32 作者:肖市生 王海涛 来源:景德镇在线

  本文节选自:《海洋与文明》,作者:[美]林肯·佩恩,译者:陈建军、罗燚英,后浪出版社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尽管当地商人声名狼藉,但葡属印度的葡萄牙人依旧照例与他们合作。在葡萄牙人垄断的贸易中,他们的人数通常只占少数,而且从未试图掌控所有航线。印度商人经常租用葡萄牙人的船来运送他们的货物,而且许多葡萄牙人的船都由亚洲人掌舵。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1525年时葡萄牙的人口不超过140万,而且大多数人都看不起航海事业。

  如果能选择更好的前途,很少有人会愿意乘船进行一次历时6~7个月的航行。一位旅客曾写道,这种航行“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也最危险的事”,况且能够平安返回的概率极低。每年,大约有2,400~4,000人(其中大多是年轻人)前往非洲、巴西和亚洲,然而到1600年,在“黄金果阿”只有2,000多名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和日本之间的航线上的水手,可能从未超过10,000人。最终,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回到了葡萄牙。“其中一些人死在异国,还有的被抛弃(或者死于各种事故),剩下的一些人则因没有足够的钱,被迫留在异国他乡。”葡萄牙不允许女性移民出国,因此鼓励那些留在亚洲的葡萄牙男人与当地女性结婚,他们通常偏爱穆斯林或印度教上层教徒。

  有人认为亚洲人对海上贸易缺乏兴趣,这一成见并不符合事实。同样,认为葡萄牙人是资深的航海家也是一种错觉。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764)的孟加拉和苏拉特,信仰印度教的船主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为其他商船的代理商,他们主要为两类客户服务,一类是对海运有兴趣的政府官员,另一类是欧洲人,无论是私商还是17至18世纪的各种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内部贸易或亚欧之间的贸易)。印度商人以节俭和不事张扬而著称,并因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严谨的行事态度而受人尊重。17世纪80年代,一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写道:“当他们还在父母的怀抱中,尚且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被培养成为商人。他们玩进行贸易的扮演游戏,首先要买(货贝),再用银子和金子交易。”除了贸易和放贷,许多商人是“萨拉夫”(sarraf,擅长征税的货币兑换商),也有一些人负责在南亚次大陆之间转移政府资金。在莫卧儿王朝,外国货币并不是法定货币,但人们可以把这些货币或金银送到铸币厂,将其铸成莫卧尔货币。当然,这样做要花一些时间,而另一种选择就是从萨拉夫手上获得等值的卢比。

  在南亚次大陆,东方的香料、宝石、来自马来半岛的锡和来自西南亚的银的消费量很大,尤其是在被称作“莫卧儿王朝的百宝箱”的穆哈。过去,马匹由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提供,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共享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航道。到1500年,居住在马六甲的古吉拉特人可能多达上千人。而且在特定的时间段里,也许曾有更多的人横跨孟加拉湾进行贸易。除了马六甲,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包括缅甸的勃固、丹那沙林、墨吉和吉达,以及苏门答腊岛、苏木都刺国和亚齐的半岛港口。苏拉特取代坎贝成为古吉拉特的第一大港。苏拉特的朝圣贸易(前往吉达)十分兴旺,这是印度洋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吸引了来自皇族、政府官员和大商人的投资。1573年,古吉拉特被并入莫卧儿王朝,苏拉特也随之连接了印度的中心地带,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南方的德哈伯和焦尔与西亚、孟加拉和马六甲进行贸易。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坎纳诺尔和科钦等港口,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非洲人等外国商人(pardesi)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与西方的贸易上,而印度喀拉拉的穆斯林商人则主要集中在孟加拉湾和东南亚的沿海港口。

  在1433年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之后,如果不是明王朝放弃了海洋,那么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在东南亚开战(通过代理人)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事。由于中国的市场萎缩,船只匮乏,贸易停滞不前,葡萄牙人的确使东南亚恢复了生机。如果说葡萄牙人最初探索通往印度洋的航线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得香料,那么亚洲贸易的现状则促使他们开始寻求更为多样化的目标。在马六甲遭到围攻时,一群中国商人与阿尔布克尔克商谈,他们希望于季风出现时起航。阿尔布克尔克迫切盼望与潜在的贸易伙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为这些中国商人提供了安全通道,并将写给阿瑜陀耶王朝国王的信件给了他们。信中写道:“现已告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他是一名异教徒,但并非穆斯林,而且他非常希望双方能够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他还承诺为其王国内的商人提供保护。

  这种提议是十分虚伪的,因为葡萄牙人正是和平贸易的最大威胁。此时,对亚洲而言,葡萄牙人最主要的出口物可能是火炮和外国雇佣兵,他们以此控制贸易,卖给出价最高者。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通行证(cartaz)系统,其作用是印度洋地区闻所未闻的。所有非葡萄牙商船都必须携带这种通行证,通行费用(其实就是保护费)是象征性的,但持有这种通行证的人必须履行义务,经过葡萄牙控制的港口时须缴纳5%的税。然而,持有有效的通行证并不能使商船免遭葡萄牙人的骚扰,葡萄牙人经常劫掠持有通行证的过往商船。

  151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到达澳门。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处半岛上,是通往广州和中国南方的门户。葡萄牙人利用中国官方退出海外贸易的机会,希望能够在澳门定居,但遭到拒绝。1521年至1522年间,葡萄牙人再次尝试,但明朝皇帝禁止在广东进行任何海外贸易。明朝政府不准中国船只出国,目的在于将朝贡贸易聚集到皇家港口内进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日本是白银的主要来源,而白银是当时最流行的缴税形式。1523年,日本商人在明州与竞争对手之间发生冲突,这导致了中日之间贸易的停滞。但是,由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很大,而日本也需要丝绸,结果导致沿海省份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十分猖獗。中国商人缺少有利可图的营生,从而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许多商人迁徙到日本、东南亚和琉球群岛,在那里与国内进行非法贸易。在日本,被剥夺权利的当地水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起劫掠大陆沿岸的船只,他们被称作“倭寇”。

  葡萄牙人没有利用合法贸易的机会,却加入了活跃在福建和浙江的走私者的行列,利用当地官员的腐败恣意横行。1548年,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朱纨指出:“佛狼机夷通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夷贼不足怪也。”当时,明朝政府并没有打算严格执行法律。一位反对朱纨政策的官员虽然承认葡萄牙人是走私贩,但他认为,葡萄牙人作为贸易中间商,为货物付出好价钱,亦使食品和供应品的市场价格上涨了2倍,使当地经济从中受益。葡萄牙人始终致力于在中国正式立足,仅仅10年之内,他们就在澳门获得了治外法权。到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在广东定居之前,西方人受限于这块飞地而无法进入中国。利玛窦在广东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进行深入研究,致力于引介天主教和西方的知识及科技成果(尤其是钟表等机械设备)。他最终得以到达北京,并于1610年在那里去世。

  葡萄牙人1549年到达日本

  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之后,前往日本对他们而言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日本,他们立足于长崎,充当日本和中国的中间商。为了打击倭寇,明王朝于1548年与日本断绝关系。9年后,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他们选择的时机可谓再完美不过。日本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之后,经济开始复苏,收入归幕府所有,以维持稳定和统一。葡萄牙人进行丝绸和金银的贸易,但事实上除了火绳枪(一种笨重而致命的枪),他们没有出售任何西方货物。日本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制造火绳枪,并将其应用于战争中。(火炮于1551年引进,但更难制造,其普及也更缓慢。)1549年,由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FrancisXavier)率领的传教团将基督教传入日本。在利玛窦生前,只有2,000名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而到16世纪末,日本已有大约30万名基督徒。这种成功激起了佛教僧侣的敌意,他们使日本政府相信,基督教对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局面构成了威胁。1565年,幕府将军开始限制基督徒的活动。1614年,基督教遭到彻底禁止。631639年,葡萄牙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境。他们唯一真正留下的是一个荷兰小商团,荷兰人跟随葡萄牙人到达日本,由于他们谨慎而谦逊,遂被日本当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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